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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颜飞狐2015A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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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历史教科书让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感和道德判断力  

2013-06-29 01:09:51|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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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历史,我们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类;我们不能理解人类,其实也就无法理解我们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实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据,我们就是这样被历史教科书所控制,成为某种思想的奴隶。  ——邓文初

 

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与人在历史当中自我认识的复杂性是一致的。因为这种复杂性,身处历史情境中的历史人物往往有很强的使命感与宿命感。历史人物,尽管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但如果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使命,他就不会选择放弃,而是选择突破,选择对命运的抗争。也正是这种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状态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价值。主体性的创造与追求,就是对这种存在局限性的认识与突破,既认识到人类处境的无奈与悲剧而有所不为,又凭意志之冲动拒绝等待、拒绝屈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历史创造性人物生命的意义。

民国时期的悲剧性人物,如汪精卫,“精卫 ”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包含着他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这种精神,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正是他对历史的体悟。我们不否认他做汉奸这种罪恶与耻辱,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对这种汉奸行径必须严厉批判,但历史学要做的首先是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诗才兼人才,侠义复英俊的人物,难道他就不知道做汉奸的下场?不知道那遗臭万年的身后骂名吗?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投敌卖国 ”,为什么?这是历史学要解释的。只有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历史,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 “选择”,我们总说他是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不得不——但是我们还要看在当时的情境中他可不可以做自由选择,如果可以选择,那他就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历史人物”必然是个道德的主体。(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汪精卫,难道不可以选择不做汉奸?)

其实,普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总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对历史的感觉,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他的道德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像我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史记》的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它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它里面的所有历史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而不是围绕制度、地理,气象这些东西展开的。传统的中国史讲的是人,讲他们的处境、遭遇、考验与抉择,讲他们的成败荣枯、奋斗与失败。。。从这些中总结人生的经验,人类的智慧,人性所达到的境界。读这样的历史,往往就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我们往往能从历史中读出同情,读出崇拜,进而模仿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处世方式。。。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这种人类的道德感,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是把历史人物当作道德主体来叙写的,读者也一定会从中读出道德感。而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中心写出来的历史,只能让人读出知识感。把历史变成一种纯知识的输灌会让人们丧失道德感和道德判断力。

目前中国学术界以学术的名义,强调“学术中立”,强调所谓的 “客观”,这些其实都是道德感丧失的某种表象。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当然还有文学、宗教、神话和仪式等。但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国人主要是通过历史获得道德熏陶的。学术可以中立且必须中立与权力,但不能中立与道德。“学术中立”并不是说不能做道德判断。我们说,历史学首先面对的是史事,这是一个实然问题,但历史学并非纯事实的堆积,否则档案就是历史学,史料就是历史学。从学术层面讲,历史学的判断有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的区别,在实然判断的层面要讲中立性,但是在应然判断的层面却必然是一种道德的判断。

显然,历史学的思考方式与叙事过程与司法过程以及法学家的思考方式却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像一个司法流程:接触事实,确定证据,重组事实,寻找因果链接,并由此对这一事实做出自己的认定。历史研究的过程,历史叙述的文本,背后其实都含有这种审定性质。尽管谁也没有给历史学家这样的权力,但每个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这种权力 ——如果把历史当做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的话。就像每个人都有权力拥有自己的记忆,同样每个人也有权力审视自己的记忆。说到底,历史学家的权力就是来自这种道德主体。正是在这种分享、反思、审视自己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记忆的过程中,人成为了道德的人。那种把历史人物放到具体情境中,并进一步做环境归因的所谓历史学,说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都是自己环境的产物,都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条件之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开脱责任的辩护。这样的辩护,就像在为犯罪过程进行辩护时一样,将一切犯罪行为归结为历史的、外部的、内部的种种原因,认为一切都有背后的无法摆脱的 “原因”。也许,从实然层面我们确实可以找出无数的原因来为之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却不能开脱历史人物的历史责任。

而且,这种辩护的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双重逻辑——对于那些“正面人物 ”、“革命者”等犯下的严重过错甚至罪恶,反人道罪这样的严重罪行:像抢夺农民口粮导致三千五、六百万人饿死这样的惨剧;像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不惜制造全国性的大动荡, “以大乱达到大治 ”之类,历史教科书总是将这些归结为 “客观 ”历史条件,或者认识错误、政策错误,而不去追究历史人物道德上的问题,这就是开脱责任。但在叙述那些被归入“敌人”阵营的历史事件时,历史教科书却不会给一个 “由于客观条件”、“由于历史原因 ”这样一份 “同情 ”,而往往归结为他们的 “反动本质 ”。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逻辑!这样的双重逻辑深深玷污了我们的道德感——我们总是道德的,而“敌人”总是不道德的。60多年的历史教育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规训,导致中国人的道德高调永远是针对别人的。道德主体的自我审思、自我反思过程被完全抹掉,留下的是将道德作为一种指责与批判的手段,当作打倒对手的工具。于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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