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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颜飞狐2015A的博客

茶余饭后,杂七杂八

 
 
 

日志

 
 

转:张居正新政败因小议  

2014-08-03 13:14:54|  分类: 他山之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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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是载誉青史的改革家,在十年首辅任内,扶持十岁幼帝推行新政,把混乱衰败的明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称“救时宰相”。然而,张居正死后一年,万历皇帝变卦,保守势力复辟。张家被削夺抄没,满门罹难,十年改革毁于一旦。历史何以如此荒唐,张居正新政何以失败?最近读到《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似乎找到了某种明确的答案。对此,作者是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分析的。

  帝王本性

  张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万历皇帝。他老子隆庆皇帝撒手西去时留给十岁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纷争不已的内阁。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权委托张居正辅政,嘱他代行父母之教。如此,内有忠心耿耿的太监冯保,外有精干强势的首辅张居正,神宗才得以稳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万历八年神宗十八岁亲政,张居正上疏乞休。神宗颁手敕说:张先生待辅政到三十岁,再作商量。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他对张居正似乎是十分满意的。张居正也认为“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他对皇帝也是充满信心的。这般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仇?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个人品性,或以为神宗受反对派怂恿,或以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不无道理,但未能触及根源。真正原因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有,绝对不容他人分享。即使是扶危救时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里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神宗年幼时,尚意识不到权力的作用,自有一种少年真情。随着年龄增长,至上的皇权刺激他追求享乐的欲望。他既垂涎太监冯保聚敛的家财,又忌恨帝师兼首辅张居正的劝谏约束,贪婪残暴的帝王本性终使儿时真情泯灭。皇权面临社会危机时,为保全统治化解危机,可能支持改革,约束贪欲。一旦改革成功,危机缓解,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约束,废除改革。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废法的皇权专制时代,政以人举也能人亡政息,这是必然的结局。

  臣子的君主观

  张居正对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圣君”。他身后之败,不仅是新政之败,更是他君主观的破灭。张居正以法儒并用治世,在君主观上则深受道家影响。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论》,以道家学说深化儒家的民贵君轻论,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贯穿其中。他为小皇帝编写的启蒙读物《帝鉴图说》,教导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读经,行仁政;励行君德,感化罪人;带头执法方能以法驭下;帝王奢俭,关乎天下兴亡;等等。在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论,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论,势必触动一人定乾坤的皇权专制;君主自律还是他律,实质上是人治与法治。张居正试图从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径,即从道德制约皇权转为以法律制约皇权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当年神宗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权力的王朝最高决策人。神宗一旦亲政,便如脱缰野马,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昏暴贪秽的帝王。赵翼在《廿二史杂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实在是说对了。即使是最优越的教育,最严格的自律约束,也无法改变皇权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造就的“圣主”,竟是一代亡国暴君。张居正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国?

  “法祖”妥协

  张居正改革之时,主少国疑,人有侮心,需要借助祖先威势推动改革。“法祖”成为他凝聚民意的资源,震慑群臣的法宝。本质上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在修明国初法制基础上,改进某些规制,调解矛盾,缓解危机,推行一场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得到民众全力支持,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权贵。在违法成风,贪腐遍地,盘根错节,上下皆然,整个统治肢体溃烂之际,执政者岂能以法责众而不为隐忍姑息?正如王夫之所说:“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难矣哉!”张居正的姑息隐忍乃至妥协是制度性的内在痼疾,而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对豪强、权贵、官吏贪贿违法劣行处置的虎头蛇尾,只会刺激他们潜滋暗长的仇恨,一朝反扑,反遭其害。

  用人失误

  一切专制者都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条,张居正也是这样。他的兼听则明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超出此限就与一切独裁者一样,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张居正当政前,曾鼎力支持海瑞打击豪强,主政后却把耿直不驯的海瑞闲置一边,不予重用。张居正确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他的改革能取得很大成就,就在于他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但所用多为分领吏、礼、户、工、兵部的技术人才,而非政治家。他身边的两个副手张四维、申时行,是居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主导政务的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有看准。两人一个是两面派,一个是伪君子。在张居正死后,两人相继掌权,立即转向,自毁长城,使新政一败涂地。当时的一半官员都能洞察这两人的居心,而张居正这样精明的政治家却未能看清身边的投机者。

  思想专制

  国子监祭酒王锡爵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独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身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王锡爵最能感知张居正对知识界思想统治的严酷。张居正的“昧于知人”,恰是他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的必然结果。张居正以强力集权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步步取胜。但当他把集权扩大到学术领域,整肃学风,钳制思想,排斥异端,便引发种种恶果。

  明中叶,王(阳明)学兴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是非善恶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人人都可以通过自省成为圣贤。它在客观上有力地冲击传统的偶像崇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各种学说应运而生。文人在书院中讲学、发表政见、抨击时弊成为时尚,这对于专制集权的朝廷,无异于离心之力。万历八年,张居正以严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消弭闲言浮议,实行思想一统。文人为我所用者即是人才,否则即予淘汰,这是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惯用伎俩。其结果,是为投机钻营之徒、拍马奉迎之辈大开方便之门,而使正直耿介之士远避官场翰苑,静观明朝走向末路。

  张居正的改革之火,为衰朽破败的明王朝赢得一度回光返照,说他是“救时宰相”不幸而言中: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的改革新政,而是断送这改革新政的皇权专制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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